假如一个宋代女子去东京开店……

  最近热播的古装剧《梦华录》,讲了三个女子前往东京开店的故事。小小年纪升级打怪般的操作,让观众多少都有些热血沸腾。然而,回到现实,如果三个女子去东京开店,真的有这么容易吗?

  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 磊

  开店后,她们要面临什么

  在《梦华录》中,赵盼儿面对前来找茬的同行,说了句,她是在行会里挂过号的。这倒是真的,如果想在东京开店,第一步就是去参加行会,拜访行老。行老是行会的头目。

  行会出现在唐代,到宋代空前活跃,数量也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400多行。

  行会的存在,除了沟通同业之外,还要担负官府行役,而行役中最重要的是科配,即强制性分派。行户承担的科配包括“强买”“强卖”。“强买”,即每年由官府制订所要购买的品种和数量,按计划摊派,要求“给限供纳”;“强卖”,即官府强行分派剩余物资,由行户负责销售。不管是强买还是强卖,一般都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

  熙宁七年(1074年)三月,正值江浙受灾,米价昂贵,京城糯米极为短缺。官府就向米行下发强买任务,但买价却定为涨价前的价格。米行有个叫曹赟的,因为低价收购不到糯米,完不成“糯米五百石”的任务,最终上吊而死。

  至于强卖,官府会将难以出售的茶、盐、酒等官榷物品配给行户代销,如宋孝宗时,“积压年深、以致陈损不堪食用”的陈茶,“多是科抑铺户,或令拦头入数出卖,拘收价钱”。此外,还有酒、米、麦等物,强制卖给行会,并且还要求利润有所保障。

  作为首善之都,东京开封是行会管控最严厉的地方,官府的强买强卖行为时有发生,对行会的盘剥是外地州军的十倍以上,“凡诸行陪纳猥多”,赔得很惨。

  假如《梦华录》里赵盼儿、孙三娘她们去东京开店是真的,那么,她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来自官府的这种“科配”。

  同时,赵盼儿还需要面对大茶商的挤兑。大茶商是行会上层,利用中小商人没有的经济力量操纵物价,控制货源和商品批发权。

  王安石就曾对宋神宗说:“兼并之家,如茶一行,自来有十余户,若客人将茶到京,即先馈献设燕,乞为定价,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,但得为定高价,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。”

  也就是说,茶叶到京,须先低价卖给大商贩,请他们给茶叶定一个高价。如此一来,开茶楼、卖茶叶的,就只能以高价购买茶叶了。

  赵盼儿她们从茶行的渠道买茶叶,买到的肯定就是高价茶,利润空间便会变小。

  除了高价购买茶叶外,赵盼儿还要面对众多同行的竞争。

  古代早期的茶馆,多仅供行人与过往商贾歇脚解渴,目的性单一。但到了宋代,茶坊已兼具商务交易、会友、信息传播等功用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,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有一只极为宠猫走失了,立限临安府搜求,衙役买通了夫人家的下人,询问这只猫的样子,绘图贴于茶肆,因茶肆人来人往,流动性大,消息传遍全城,猫也很快就找到了。

  宋初,汴京城内开设众多茶坊,甚至在偏僻的乡村小镇也有茶坊。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便展现了东京开封城茶坊酒肆生意兴隆的繁荣景象。

  做生意,还是要有手段

  电视剧《梦华录》中也给我们展示了赵盼儿她们的经商头脑。的确,做生意要有手段。电视剧中展示的手段在宋代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。

  “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,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,大街车儿茶肆、蒋检阅茶肆”。这是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记载的宋代城市临安茶肆林立的情形。其中“一窟鬼茶坊”便是一位女性开设的。

  茶坊名“一窟鬼”,来自宋话本《西山一窟鬼》,这是宋代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,也是说书人百说不厌的话题。这一故事讲述的是王婆为秀才吴洪说媒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。开设这家茶坊的王妈妈使用这个奇怪的名字,既神秘诱人又凸显特色,成为当时城市里“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”。

  而在《梦华录》剧中,赵盼儿也给茶楼取了个“半遮面”的店名,这个名字用在北宋初年,是很讨巧的。如果用在宋中后期,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就不够了。

  和“一窟鬼”相比,“半遮面”这个名字来自更为雅致的诗词。这个店面取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诗句。白居易在唐代就普遍受到颂扬,宋初更甚前代,尊白学白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特色。仁宗朝“西昆体”诗人中,杨亿、晁迥等都曾学习“白体”。但到了宋中后期,白居易的“浅俗”诗风受到质疑,对他的评价大大降低。

  而宋初,以“半遮面”为店名,既借了白居易的诗名,也点明了店内有“琵琶女”,大俗大雅,且有巧思,接受度不会比“一窟鬼”低。

  在剧中,为凸显“江南第一琵琶”,赵盼儿她们还将宋引章打造成“钱王妃座上宾”的形象。这一招“拉虎皮做大旗”果然管用。而在宋代,也的确有商家使用过这一招来招揽生意。

  当年苏轼贬谪海南,邻居是个制卖馓子的老妇人。她几次三番请苏东坡为她做诗扬名。《戏咏馓子赠邻妪》即是苏轼应邀所写:“纤手搓来玉色匀,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,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一经此诗传播,老妪的馓子大受欢迎,招来了众多的食客。

  和这位老妇人相比,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宋五嫂的故事更为轰动。宋五嫂本是汴京人,家里原是开酒楼的,她自身也烹制一手好鱼羹。南渡后,她寓居临安苏堤附近,靠这个手艺过活。淳熙六年(1179年),太上皇赵构乘龙舟游西湖。宋五嫂一口汴京腔的叫卖声吸引了他。赵构遂命宋五嫂制作鱼羹。赵构尝了口,还是家乡的味道,不由地百感交集,当即赐钱千文、银钱百文、绢十匹。此后,宋五嫂在钱塘门外开设门店,时人争相尝鲜。有人作诗说:“一碗鱼羹值几钱,旧京遗制动天颜。时人信值来争市,半买君恩半买鲜。”

  除了炒作手段,赵盼儿她们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。

  《随隐漫路》记载了一场发生在临安的骗局:“有少年高价买老妪绢,引令坐茶肆内,曰:‘候吾母交易。’少焉复高价买一妪绢,引坐茶肆外,指曰:‘内吾母也,钱在母处。’取其绢,又入,附耳谓内妪曰:‘外吾母也,钱在母处。’又取其绢出门,莫知所之。”少年两头骗,将两位贩妇的绢布都骗走了。

  作为一家店铺的掌舵人,赵盼儿她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破骗局的能力。

  女商人,在宋代成功得不多

  剧中,编剧为赵盼儿她们安排了底层身份:赵盼儿为脱籍的乐伎,孙三娘是离异妇女,而宋引章仍是在籍的乐伎。以这样的身份做生意,是符合历史现实的。

  武汉大学的柳雨春、杨果曾对宋代商业中的女性境况进行了分析,发现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,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。

  宋明理学的“存天理灭人欲”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等观念给后世留下了“宋代女性地位低下”的刻板印象。但宋明理学虽然在宋代产生,真正对实际生活和日常风俗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在明代,宋代对于女性守节的要求并不十分严苛。而当时浓重的商业社会气息,给平民妇女提供了许多机遇,让她们可以参与到更多的商业活动中去。

  赵盼儿她们以底层的身份去经营一家茶坊或酒楼,就当时的社会氛围来说,这样的身份反而给她们提供了伦理道义上的“合法性”。

  据学者统计,宋代女性经商者,大多做的是小商小贩,“陆拾枣栗,水捉螺蠯,足皲指秃,暴露风雨,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,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”,贩妇们为一日三餐而奔波。

  还有部分女性,生意做得略大一些,开设茶坊、旅店、酒店、药店。但能将生意做大的,并不多见。像上文所说的“一窟鬼”茶坊女老板和宋五嫂鱼羹店,算是成功的了。

  与电视剧中光鲜的茶坊老板娘形象不同,开设茶坊,可能也只够管温饱。淳熙年间,福州城西居民游氏,“家素贫,仅能启小茶肆,食常不足,夫妻每相与愁叹”。小茶馆利润很少,养活不了一家人。店家夫妇每每愁眉相对。

  在电视剧中,赵盼儿想改弦易辙,做酒楼生意。事实上,汴京当时实行“榷曲法”,对酒的生产与买卖实施了垄断政策。酿酒者须向官府购买酒曲配额。买了配额,才可以酿酒、卖酒。北宋中期,汴京约有70家酒楼可以酿酒。赵盼儿要开酒楼,就必须从这70家店买酒。官府为了多赚钱,就多向市场推酒曲配额。酒户买了更多的配额就得多酿酒,而市场就那么大,酒越多,价格就越便宜。有时候,卖酒钱都不够买酒曲配额的钱。宋仁宗时期,“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,负官曲钱百余万,三司遣吏督之,保衡卖产以偿”。刘保衡开设酒场,到最后反而欠下官府百余万钱,最后卖掉家产才还清官府的账。

  宋代文人叶适在《朱娘曲》中记述了一个经营酒店女性的一生,朱娘家世代经营酒为生,到她这一代,生意败落,让诗人徒生感慨。

  赵盼儿改做酒楼生意,如果没有其他“花头”,只卖酒的话,生存压力怕是更大。

【编辑:上官云】
版权声明:admin 发表于 2022-06-17 9:13:3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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